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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回陛下，也不全是。”查如龙想了想。说道：“微臣等也细致研究过，觉得与其形成问题，倒不如北伐胜利后，一举取消人头税更好。”

“朕要看看你们研究的资料。”朱永兴有些疑惑，摊丁入亩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问题。

满清的“摊丁入亩”政策被称为“良法美政，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”，被归结为清统治者爱民如子的“德性”，是“至仁之政”、“惠于贫民”的恩恤旷典。被清朝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恩政载入史册，故各种文献，如清三通、清会典等都不惜笔墨，大肆加以渲染。

其实呢，摊丁入亩并不是满清的什么独创，它是由张居正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转变而来。就是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，减轻户丁征派，加重土地负担，也就是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，由地主承担。

但“摊丁入亩”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弊端，即无法均匀地分摊赋税，从而无法有效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，更无法达到减轻人民负担，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，因而遭到上至豪强富户，下至贫民百姓的反抗。这使得“摊丁入亩”政策实施的进程变得缓慢而困难重重。

而且，“摊丁入亩”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。清朝前期实行“永不加赋”的措施时，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，避免人丁流失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。但是由于“永不加赋”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，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。

“永不加赋”并非“毋增毋减，定为常额”，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。由于“摊丁入亩”政策的丁银数字是建立在“永不加赋”的定额基础上，因而“摊丁入亩”政策施行之时，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。

换句话说，在满清统治时，大部分省份的丁银都出现增额，并非保持定额数字。换句话说，自“永不加赋”至“摊丁入亩”，满清统治者一直打着“定为常额，毋增毋减”、“天恩浩荡，亘古未有”的旗号，要求各省人民顺从地承担封建义务。所谓“有道明君”，其实不过是更懂得如何缓和阶级矛盾，保证人民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已。

实施“摊丁入亩”政策后，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银实际上还是由贫苦的佃农雇工承担。丁银并入地赋一起征收，土地成为征收赋税的凭据，表面上无地少地的贫民因此摆脱了丁银的征收，实际上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他们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，沦为地主的佃农、雇工。清代租佃经济在清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这也表明，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仆雇工。

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，到边远的贵州地区，从江南到江北，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，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。这样，佃农雇工就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劳作者。他们或通过交纳地租。或通过领取工值的方式谋生。但显然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，佃农雇工仍然徘徊在贫困线上。因此，这些赋税钱粮的真正负担者仍然是佃农雇工。

在满清的统计资料中。雍正实施“摊丁入亩”，百姓迫于重赋而背井离乡，到了乾隆年间便有大批流民涌向东北或东南沿海，他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趋向原本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。如宁古塔原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。

这表明。统治者希望通过“摊丁入亩”政策减轻赋役负担、安辑人民来固定税收的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，他们无法控制赋税征收从而稳定社会。由此可见，“摊丁入亩”政策并未减轻人民负担，相反，它促使大批农民逃往外地，流民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。

钱穆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满清吹嘘的仁政“摊丁入亩”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：

“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，只收田租，不再要丁口税。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。在康熙五十年。当时全国人口统计，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。从这年起，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，而人口则还是调查，五年一编审，但丁赋永不再加了。”

“实际上，这一规定，并算不得是仁政。因从中国历史讲，两税制度，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，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，或者出免疫钱，这是后来的不对。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，过些时，人民又要当差了，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，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。”

“满人跑进中国，一切都照明制，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，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。到了康熙时，再来一次地丁合一，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，朝三暮四，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，其实非此而不能。这哪好算得是仁政”

“何况地丁合一后，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。所以这一办法，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。而且就基本说，人口税加进地税，将来人口愈增，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。直到现在，中国一般人民，除非有田地房屋，否则对国家就象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，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。总之，清代在制度上，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。”

朱永兴掩卷沉思，固然研究资料没有那么详细，没有那么准确，但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大致所在。看来，他也被包衣们的歌功颂德与扯虎皮当大旗所迷惑了，提出所谓的仁政“摊丁入亩”实在是有些草率了。

就象过高估计了八旗的战斗力一样，自己还是免不了被满清所篡改的历史所蒙蔽或误导啊

朱永兴苦笑起来，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赋役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，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，惠政也惠不到佃户头上。谁有土地，谁占主动，谁才有决定权。除非国家用强令规定田租地租的数额，并用暴力机器保证政策的实施。但在目前，却是不宜干预的。

而且，中国古代一直有丁税，但一般一户人家的土地是一定的。人口增长代表丁税增加，负担加大。这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增长，与朱永兴所希望的人口大量繁衍是背道而驰的。

所以，要想使人口大量增长，便要使其不再受土地资源的限制，或者使土地资源大量增加。取消人头税，削弱人身控制，并且加快人口流动，这是一个办法；而对外开疆拓土，也就是侵略掠夺，则是另一个办法。

警钟再次给朱永兴敲响，让他知道，即便是穿越者，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，也有犯错误的时候。

而且，任何改革措施，都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不可能福利均沾，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磨合期，以让改革措施更加适用于社会经济的需要。他提出摊丁入亩，出发点是好的，确实是要解决农民的赋税问题，让农民减轻负担，同时让国家财政增收。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，如果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，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摆在那里，便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。

抛开满清的“仁政”“摊丁入亩”，朱永兴又认真考虑起“官绅一体纳粮当差”的政策。

古代王朝为什么会灭亡，为什么逃不脱三百年轮回的厄运，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的结果，就是劫贫济富的结果。

比如明朝，掌握大量土地的人不需要缴税